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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lonjohn_2004
超凡入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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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 [] [2005][中国][纪录][共和国十大元帅][D-R/2.64G][国语][经典收藏]--> 中文名: 共和国十大元帅 资源格式: RMVB 发行时间: 2005年 地区: 大陆 语言: 普通话 简介: 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 朱德 永远的红军之父 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9 ～ 1976）。 朱总司令，建军元勋。名将传统，智仁信勇。青年讲武，德苏学戎。工精律诗，放歌大风。当年弃教习武前，五律一首表心胸： 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从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会议和召集的群众大会上，一般都并列挂着两幅画像———毛主席、朱总司令。夺取政权的烽火岁月中，朱德的名字与毛泽东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回溯党的历史时不能不追念这位刚毅而又慈祥的老前辈。 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少年下田劳作并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德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乾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杂志。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讶，尽管鼓励朱德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翌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共产党的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在红军长征时，他有时也担负具体作战指挥。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1940年回延安后，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他曾亲临前线指挥。 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同意给彭德怀那样定性，被有人说成年老糊涂。“文革”初定林彪为接班人时，他不表赞成，1975年又率先揭发江青，可见心底如明镜。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毛泽东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 朱德年表 朱德原名代珍，字玉阶，1886年12月 1日生于四川仪陇一个佃农家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加清王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乡试、府试均中榜。 次年清廷即宣布废除科举，他未能参加省试，乃入顺庆府(今四川南充)中学堂。 三十三年到成都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次年回仪陇高小任教。 宣统元年(1909年)赴昆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参加同盟会。 宣统三年，在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往由蔡锷统领的云南新编陆军当队(连)司务长。 同年参加辛亥革命，随后参加蔡锷组织的援川军，支援四川革命。 1912年回师后晋升少校，任讲武堂区队长兼教官。 1913年朱德调入部队，在云南南部临安(今建水)、蒙自、个旧一带指挥部队在深山密林中同法帝国主义支持的土匪武装作战，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套流动游击作战的经验。 1915年升至团长。同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 次年，在川南纳溪一带山地同敌人激战一个半月，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格斗而著称，常以少胜多，出奇制胜。 1917年升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共产党，曾会见陈独秀并提出入党要求，陈予以拒绝。 1922年9月，他前往德国留学，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在柏林参加德国共产党组织的声援中国运动大会，被德国当局逮捕并吊销护照。 1925年7月赴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回国，被派往川军从事争取杨森的工作。9月，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中国军民死伤近千人的惨案。他鼓励杨森对英采取强硬态度，截击英舰并通电全国。11月，他和杨闇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军事委员会，策划沪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 1927年初，遵照党的指示，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乾部。 1927年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1927年 8月，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 1928年1月，同陈毅发动席卷十余县的湘南起义，将革命武装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三、第七、第四师。 1928年4月，同陈毅率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 1929年初，他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转移。 1929年2月10日，他和毛泽东率部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歼灭追军近千人，才摆脱国民党军的跟踪追击。随后，他和毛泽东率部转战于赣闽边界，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29年12月，他在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 1930年6月，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 1930年8月，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 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0年底至1931年 9月，他和毛泽东指挥第一方面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3年春，同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道，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反围剿。 1934年 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 1月，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他继续任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6月同第四方面军会师。 1936年 6月，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一起，维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和红军的团结，继续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937年 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 1937年10月，率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 1938年 4月，与彭德怀等指挥部队挫败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年秋，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挥八路军各师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1939年间，他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 1940年2月，他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两侧先后进行卫(河)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 1940年5月返回延安后，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日伪军作战。 1941年 11月，负责领导新成立的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 1945年 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经验，阐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路线、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养兵、练兵、用兵的方法。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6年 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7年秋季，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 1947年10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作用。1947年11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此战开创了解放军攻占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成功先例。 1948年 5月，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在河南濮阳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视察华东部队，作重要讲话。 1948年9月后，参与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4月，同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部署渡江和解放华南、西南、西北等重大战役，解放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1950年参与制订抗美援朝的决策、并亲自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乾部作赴朝参战的动员。 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76年 7月 6日在北京病逝。 十大元帅之二 彭德怀 （1898-1974）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 彭德怀（1898~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者，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学堂，参加过北伐战争，后升为团长。1928年4月参加共产党，组织了平江起义，率部上了井冈山。担任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副总指挥。解放战争中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被授元帅军衔。彭德怀元帅为中国革命以及国家和军队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1． 平江起义上井冈 彭德怀出身于湖南湘潭县一户穷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只读过两年书，十岁就靠给人放牛维持生计，饱尝了富人的凌辱和压榨。他还当过挖煤工人和修堤的苦力。彭德怀生性刚强正直。从小就对剥削阶级的压迫剥削充满仇视。 1916年3月，彭德怀（当时名彭德华）投到湘军当了一名二等兵，由于作战勇敢几年后升为连长。与黄公略等青年秘密组织了“救贫会”，因秘密处死恶霸区盛钦遭通缉而逃离部队。 1922年8月，彭得华改名德怀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次年毕业，在湘军中任连长。1926年任营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在自己的营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他所在的一营各连都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该会章程的核心就是“救贫”。1928年初彭德怀升任团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团里成立了党委会，自任党委书记。 1928年7月22日，在彭德怀的军事生涯中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与膝代远一起率领他的第一团发动平江起义，建立起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同年十一月率部向井冈山进军。从此开始了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到1930年春，率部把湘赣边区根据地扩大到十个县城的范围。同年七月率部进攻长沙，三天打了四仗，追击敌人百余里，顺利攻占长沙城。筹款数十万元，缴获枪械四千余支，解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数千人，招收红军战士七千余人。这是红军建立初期的一次辉煌胜利。 红一方面军成立之后，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反“围剿”斗争。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他率第三军团配合一军团一举歼敌万余人。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战斗异常激烈，敌人两个团占据有利地势把我军一个连压在山腰。在危难之际，彭德怀挥刀杀出，身先士卒，一个猛冲重创并击溃了敌人，为受压制的连队解了围，随后率部组织反击，消灭了这股敌人。在毛泽东受排斥后，协助组织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一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彭德怀始终率兵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而苦苦地冲杀。 2． 横刀立马长征路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彭德怀较早地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对荒唐的军事指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他作为一个军团的领导无力左右局势，虽然率部奋勇冲杀，但却不能挽回根据地被丢光的颓势。 彭德怀在江西率红三军团开始了长征，他指挥部队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进入湖南境内，与湘军展开激战。他亲率两个团抢战湘江渡口，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个昼夜，掩护中央纵队和后卫部队安全渡过湘江。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赞成更换领导。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军委决定把一、三军团和乾部团交彭德怀指挥，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北渡赤水、回师攻娄山关。娄山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彭德怀亲临前沿察看地形，然后以两个团迂回敌后，两个团正面进攻，经夹击夺占娄山关。随后乘胜直逼遵义城。敌人急调两个师的兵力增援遵义守军。彭德怀在城西老鸦山一带以逸待劳，伏击敌人，经激战击败了敌军，再占遵义城。这是红军开始长征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1935年夏，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张国焘提出了与中央相背的进军路线，在危机关头，彭德怀坚决支持北进陕甘边区的意见。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川甘边界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与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下辖三个纵队。中央成立五人军事小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俄界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随陕甘支队一纵队到达陕北保安县的吴起镇，不久，彭德怀率二、三纵队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二十五军会合。红军到达陕北后，敌人几个师的兵力追击而来。毛泽东当即对彭德怀说：“我们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立即布置歼敌阵势。10月21日，彭德怀率师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对准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骑兵团下手，一举将该团歼灭。随后又打垮了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团。红军乘胜进攻，打挎了敌人另外三个团。敌人受此迎头痛击，溃退回去，不敢进入陕北根据地。吴起镇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异常兴奋，立即挥毫赋诗一首：“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足见毛泽东对彭德怀军事才能和功绩的肯定。但彭德怀不居功自喜，立即把诗的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3．血雨腥风战太行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他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方针，同时，根据自己对形势的认识，提出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抗日战争原则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1937年底，彭德怀等率兵东渡黄河，深入太行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经过八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在国民党七十万华北驻军全面崩溃、十万日寇疯狂进攻的条件下，硬是逆敌而进，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华北平原展开了全面游击抗战。到1938年底，建起了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三块根据地，发动民众数十万人，八路军的队伍也由三万人上升到十五万人之多。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初步形成规模。 抗日战争中，既是坚持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方针，又要对付国民党军队制造的磨擦。彭德怀是位敢打敢拼的勇将，历来对反动派仇视痛恨，对阎锡山、蒋介石的进逼也窝着一肚子火，但还是忠实地执行毛泽东团结抗日的方针。对待国民党军队制造的磨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必要的还击，但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打完了仍回到统一战线上来。 1939年秋至1940年春，侵占华北的日军利用国民党制造内部磨擦的时机，逼迫数百万民工在华北大平原上推行“囚笼”政策。深沟高垒连筑碉堡；使公路高出地面五尺以上。刘伯承一眼看穿了敌人策略，日寇是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网，据点为锁”，实行严密的“囚笼”政策。日军的企图得逞，我军在敌后的活动将极其困难。彭德怀提醒广大指战员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朱德和彭德怀下令八路军各部队立即对敌筑路、沿途设施、守备兵力等进行侦察。 1940年7月，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发的破袭正大路线战役预备命令发至各部队，同时上报中央军委。8月8日发出战役命令。命令发出后，各根据地军民情绪极其热烈，出击兵团掀起练兵和爆破热潮。8月20日，破袭战陆续展开，并迅速推向高潮。初定二十二个团参战，由于抗日军民痛恨日军至极，皆勇跃参战，使参战部队竟然达到一百零三个团。因此，后来称这场战役为“百团大战”。这场敌后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持续三个半月时间，作战一千八百余次，毙伤日军两万余人，伪军五千余人，俘获日军二百八十多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拔除据点二千九百个，破坏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公路一千五百余公里，缴获各种炮五十余门、枪五千八百余支。这场战役沉重地打击了驻华北的日伪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迎来了日寇更加残酷的进攻，彭德怀坚持战斗在最前线，顶住了日寇的进攻，用鲜血保卫了根据地，并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4． 纵横驰骋大西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旨在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此时已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受命率西北野战军转战于西北战场。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陕北，胡宗南部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装备精良，给养充足，我西北野战军只有二万六千人，装备很差，给养不足，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彭德怀是善打硬仗的将领，他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央机关撤出延安之后，开始利用运动战方式寻机歼敌。首先，他利用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的狂妄情绪和急于寻我主力决战的心理，以一部兵力将敌主力诱向延安西北的安塞，另将六个旅的我国北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七十里处的青化贬附近，在此设伏待敌。彭大将军料事如神，在此等待两日后，敌三十一旅大摇大摆地钻入了我军布下的口袋。彭德怀一声令下，我军两头封堵，战斗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歼灭三十一旅直属队和九十二团计二千九百人，旅长被生俘。 胡宗南吃亏之后，总结教训，采用“方形战术”，以“滚筒”形式前进。彭德怀立即针锋相对地改变战术，即以少量部队牵着敌人兜圈子，使敌十万大军进行武装大游行。设法把敌人拖垮拖散。牵着敌人走了十几天，终于抓到了机会，乘敌后方蟠龙镇空虚，集中主力攻下蟠龙镇，全歼守敌六千人，活捉敌旅长，缴获了堆集如山的物资。另外，还在羊马河歼敌一三五旅计四千七百人。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打掉了敌人的气势，稳住了西北战局。 在稳住局势之后，我军掌握了西北战场的主动权。彭德怀率军北上榆林，在沙家店利用兵家之大忌，侧水、侧敌，仅用一天时间就消灭敌整编三十六师。此举扭转了西北战场局势，使胡宗南看到消灭我西北野战军的打算已成妄想。 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遵循中央的部署转入战略反攻，彭德怀率师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一个军部，二个师部、五个旅，计二万八千人。彭德怀又乘胜进逼关中，攻克宝鸡。进攻延安的蒋军怕遭全歼，弃城南逃。4月22日胜利收复延安。 取得陕北战场的胜利之后，彭德怀率军向西北横扫，克西安、下兰州、夺西宁、占银川，并和平解放新疆，一举解放西北地区的五省。西北地区的解放，有力地支持了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战争。 5. 保家卫国赴朝鲜 1950年秋，美国侵略朝鲜并出兵轰炸我东北地区，国家面临着再次遭受侵略的威胁。朝鲜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向毛泽东紧急求援。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出兵主张。中央原定派林彪率兵入朝，但林彪称病推辞。中央只好改派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彭德怀于1950年10月19日晚命令志愿军渡江，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 志愿军入朝第六天，彭德怀抓住敌人气焰嚣张，无所顾及和我军已在兵力上占据优势的情况，立即发动了第一战役，运用迂回包围战术，将敌人的数团、数营分割开来，然后各个歼灭之。经过十三个夜昼的激战，取得了第一战役的胜利，歼敌一万五千人，扼制住了美军的攻势，解救了朝鲜民主共和国的危难，使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站住了脚。 麦克阿瑟不甘心于失败，于11月7日组织反扑。彭德怀下令主动后撤三十公里，示敌以弱，以少量兵力边打边退，故意骄敌。待美军进入我军设入的圈套之后，彭德怀下令，滞后部队断敌退路，两翼部队分割包围敌人。志愿军把敌人的几个师压入一个狭小的区域，集中火力猛打，敌人立即溃不成军，争相逃命。美军及伪军一口气退回去二百公里。我志愿军一举歼敌三万六千多人。乘胜追击，收复了朝鲜首都平壤，初步扭转了战局，这即是入朝后的第二战役。 1950年12月31日，我志愿军冒雪发动了入朝后的第三战役，激战八天，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歼敌一万九千余人，志愿军越过“三八”线，攻占了汉城。志愿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再接再厉，于1954年1月27日，经过八十五天的奋战，取得了歼敌七万八千人的重大胜利。骄横的侵略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被撤了职。 1951年4月22日，彭德怀发起了第五战役，到6月10日战役结束时，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迫使美军提出谈判要求。随后又指挥中朝联军粉粹了敌人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共歼敌十五万多人。最终迫使美国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转危为安，还保卫了我国的安全，保卫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战争胜利之后，就连斯大林也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军事家”。 6．铁骨铮铮持正义 1952年4月，彭德怀奉命归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呕心沥血地为国防建设努力工作，利用疗养期间上海岛、进坑道，走遍了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他对军队在和平环境下的编制体制进行了改革，组建了技术兵种，实施正规化军事训练，使我军实现了从单一兵种向诸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他敢于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方针和口号，后又写信给毛泽东，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这些正确的意见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批判。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在遭受不白之冤的暴风雨般的批判时，彭德怀并没有低头，他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为了使党的路线更正确而开展批评并没有错。1962年，他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坚持认为大跃进是错误的，会议给他的罪名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遭受打击的情况下，他忠实于党的事业，一旦有工作的机会，仍全力以赴地为党工作而不计较地位高低。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进一步受到迫害和摧残。这位铁骨铮铮的元帅，在七十六岁高龄时终于熬不过折磨，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而逝。 1978年12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彻底为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为人民奋斗一生的共和国元帅终于可以瞑目于九泉之下了。他的军事论著，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重要贡献，已收入《彭德怀军事文选》。他在狱中所写材料已编辑成《彭德怀自述》出版，成为研究中共党史和解放军军史的重要文献。 彭德怀年表 彭德怀原名得华，1898年 10月 24日生于湖南湘潭石潭乡乌石寨。 8岁时母亲病故，而父亲有哮喘病不能劳动。 13岁下煤窑。 15岁时他参加饥民要求地主卖粮的队伍，开仓吃了大户，被通缉，逃到洞庭湖当了一名挑土垒堤的河工。 1916年入湘军当兵。 1919年升为排长。 1921年因派会员暗杀驻地一名鱼肉乡里的恶霸而被捕，在押往长沙途中逃脱。 1922年改名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 次年毕业后回湘军当连长。 1926年，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参加北伐战争，曾配合叶挺独立团进攻武昌。 1927年1月，在营内成立士兵委员会，制订反帝、反封建军阀，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 1928年 1月升团长。 1928年4月，在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搞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 22日，和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率部转战湘鄂赣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8年12月，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会师。 1929年 1月，红四军前委决定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将围攻井冈山的敌军引开，由彭德怀率部负责留守井冈山。但大部敌军并未去追红四军主力，彭德怀率部激战被迫突围，于4月同红四军在江西瑞金会师。 1929年8月，他率部重返湘鄂赣，同黄公略部会合。 1930年6月，部队扩编为第三军团，任总指挥，率部在平江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乘胜攻入长沙，占领十日。 1930年8月，同第一军团会师。后在中央苏区，他率第三军团参加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 1931年 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4年 1月补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 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会后，率部北渡赤水，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协同一军团歼灭和击溃敌军八个团，取得第一方面军长征后第一个大胜利。 1935年 6月，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第一军团已到俄界的情况下，率第三军团护卫中共中央安全走出草地。 1935年9月，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他任司令员，与政委毛泽东率部继续北进，10月到达陕北。 1935年11月，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 1936年 1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6年2月，和毛泽东率部东征，在晋西南宣传抗日，扩大红军。 1936年5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进军宁夏和陇东，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 1936年10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与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 1940年，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破袭日军的正太、平汉、同蒲铁路交通线，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鼓舞了全国军民。 1942年 8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华北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 1943年9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来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 1947年 3月，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他在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在一个半月内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 1947年8月，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1948年2月间，率部在宜川、瓦子店歼敌五个旅， 4月 22日收复延安。 1949年指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五省，任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志愿军抗美援朝。 1952年 4月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54年 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 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遭错误批判 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反党集团 1965年 9月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遭严重迫害。 由于长期受摧残和折磨，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十大元帅之三 林彪 (1907年--1971年) 原名林育容，父亲林明卿，母亲陈氏，林彪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1907年12 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回龙山区林家大湾。其堂兄林育南、林育英(即张浩)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著名的共产党员。他深受他们的影响，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改名林彪，入黄埔军校，在校转为共产党员。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莱阳战役中林彪在中国革命尚处在低潮的时刻，在失去主力的情况下，用一个连创造了歼灭一个营，击溃一个团，打败一个师的神化。 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在工农革命军(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营长、团长。1929年初，随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在闽西期间曾提出“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条，将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扩充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他的突击战术，多次击败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围剿，是毛泽东所倚重的战将之一。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开始长征。林彪率红一军团多次担任主攻任务，突破国民党政府军的封锁线。到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1936年6 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 月林彪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与聂荣臻指挥平型关战斗，歼灭号称“陆军之花”的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1000余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毛泽东盛赞一一五师为中国人民打了个争气仗。蒋介石表示：“捷报南来，良深嘉慰”。平型关一战，林彪成为威名远扬的抗日名将。同年11月，又指挥三四三旅在广阳设伏，歼灭日军近千人。 1938年3月1日，林彪穿着缴获来的日军大衣，骑着东洋战马，带着师直属队10余人，路经阎锡山的第十九军防区。该军哨兵误以为林彪一行是日军，向其开枪射击。子弹击中林彪，伤了脊神经。从此他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等毛病。是年底，被送往苏联治伤。苏德战争爆发后，林彪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一套如何打赢苏德战争的系统构想。斯大林万万没想到中共党内还有这样的军事人才，立即接见了林彪。林彪向斯大林面谈了自己对战局的看法，斯大林听后大为赞赏，称林彪为天才战将，并邀请他参加苏军总参谋部的工作。 1942年，林彪回到中国，继续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大的学员都说：“林校长外表看起来一点不象个将军，个头不高，身体消瘦，但他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人物......”后曾作为毛泽东的代表赴重庆，与周恩来一道同蒋介石谈判。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1946年1月，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2月，指挥所部在辽宁彰武和法库之间的秀水河子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一部。这是民主联军在东北反击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随后撰文、讲话，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针对国民党军进至第二松花江后已无力继续北进而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的情况，与陈云等决定采用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的方针，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1947年后，与罗荣桓等指挥夏、秋、冬攻势，大量歼灭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互不相连的大城市中。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与罗荣桓等指挥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余人，解放全东北，使东北野战军成为拥有百万人马的强大的战略预备队。1948年11月，率部人关，与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平津战役，消灭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攻克天津，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1949年春，指挥所部进军中南。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12月改称中南局)书记、华中军区(12月改称中南军区)司令员。至1950年4月，指挥所部，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配合和华南游击队的策应下，先后进行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解放海南岛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三万余人，解放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彪身体虚弱。1950年反对毛泽东出兵朝鲜的计划，毛泽东点将林彪，他称病拒绝。另有说法是毛泽东为了削弱林彪的权威而谎称其生病，让彭德怀代之出兵朝鲜。 1951年任军委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他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朱德、彭德怀之后，排第三。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59年9月任国防部长，随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开始推行极左路线，诬陷迫害谭政、罗瑞卿等高级将领。“文化大革命”后，变本加厉，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勾结，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又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互相争斗。 1971年9月13日，在其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了《抗日战争的经验》等文，批判了消极防御方针。在解放战争期间，总结出六个战术原则，对于部队的野战和攻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大元帅之四 刘伯承 （1892-1986） 中国革命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家境贫寒，自幼发愤苦读，学习成绩优异。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青年时代即萌发了富国强兵、拯民于水火的思想。1911年，参加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等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在攻克丰都县城的作战中右眼中弹致残。1923年在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被誉为川中名将。同年秋，结识了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等。1924年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中，经过认真探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实现了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与朱德、杨闇公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1927年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时刻，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1927年冬赴苏联，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优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此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并提出了《南昌暴动始末记》的专门报告。1930年夏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到上海，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奉命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总参谋长职务，任第五军团参谋长。长征中，于1934年底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在这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亲率乾部团抢占皎平渡口，保证了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在进入大凉山时，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接着，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与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1937年9月底，率部挺进山西，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所部进行的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等著名战斗，痛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1938年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以及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等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日伪军控制的交通线上广泛开展破袭战。8月，指挥部队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组织实施正太、榆（社）辽（县）战役，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在日伪军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形势下，坚决执行主力地方化的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频繁的“蚕食”和残酷的“扫荡”。同时多次反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与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举行对日本侵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月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所部反击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指挥上党战役，一举全歼阎锡山部十三个师；接着，又挥师东向，发起邯郸战役，歼敌两个军大部，争取了一个军起义。上党、邯郸战役的胜利，创造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成功经验，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要地和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巩固了华北解放区，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对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焊然发动全面内战。与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十个月内连续组织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敌军，解放了大片地区，与其战场互相配合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 1947年6月底，根据党中央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与邓小平率十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实施中央突破，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连续歼敌九个半旅，巧妙地调动和迷惑了敌人。随后疾速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威逼南京、武汉，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依靠群众，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敌人重兵围攻。同年9月起，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兵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直出浙赣线，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同年冬，与邓小平一起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进行了西南战役，出色地执行了中央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大量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较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50年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军民肃清匪患，恢复经济，筹划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底，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年后负责军委战略小组工作。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军事院校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组织了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是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战略的地位的领导人之一。在继承和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为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培养中高级乾部，推进现代化、中规划革命军队的建设做出巨大努力。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博采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在用兵作战中讲究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并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指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同时，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队的教育训练等均有丰富的论述，其军事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出版。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事副主席。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1892—1986），原名刘明昭，四川开县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在四川万县参加学生军。从而开始了长达70年的军事生涯。1912年春，刘伯承考入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年底提前毕业后被编入川军第5师任见习排长，随部参加了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在战火中，刘伯承因功被提升为连长。 1915年12月，刘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参加了第二次反袁战争，即护国战争。1916年3月，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右眼受重伤。当德籍沃医生为他摘除右眼球时，为保护脑神经，未用一点麻醉药。他扶着柱子，满头大汗，没坑一声。沃医生不禁为之动容：“你不是军人，而是军神！军神！真有三国关云长刮骨疗伤的气概！” 刘伯承伤势刚愈，又被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先后任命为第9旅参谋长、第2混成旅第1团团长。他在反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率部浴血奋战，骁勇异常。他多谋善断，治军有方，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人组织领导了泸顺起义，起兵讨伐四川军阀刘湘。起义部队被武汉国民政府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刘伯承就任军长。1927年3月，刘湘军队分路围攻泸州，刘伯承率部进行了167天英勇的守卫战，至今留下了“一代名将战孤城”的佳话。 1927年8月，刘伯承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任起义最高军事决策机关——军事参谋团参谋长，作为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而永载史册。 1927年11月，刘伯承被派往苏联，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升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8月回国后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长江局军委书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6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10月，刘伯承升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后因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意见不合，被贬任为红5军团参谋长。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转移。刘伯承随红5军团殿后。1934年12月，刘伯承再次任军委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抢夺娄山关。1935年5月，刘伯承任红军先谴队司令员。在率部过彝区时，他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得红军大队和平通过彝区，留下一段千古美谈。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第129师师长。抗战伊始，他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组织所部夜袭阳明堡机场，并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伏击战中，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日军400余人。1938年3月，刘伯承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先攻黎阳，再在神头岭将日军救援部队1500余人伏击歼灭。日军称这次战斗是“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接着，刘伯承又率部取得了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歼敌400余人。不久，日军调集重兵对139师发起九路围攻。刘伯承审时度势，集中兵力攻其薄弱的一路，在长乐村歼灭日军第117联队2200人，粉碎了敌九路围攻。并将敌后抗战由太行山向冀南平原和鲁西北发展，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8至12月，刘伯承率129师及晋察冀军区一起，共同实施了以正太路为主要目标的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即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日军遭受沉重打击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刘伯承领导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来抗击日军空前残酷的扫荡。最终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恢复和扩展了抗日根据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胜利后，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1945年8月，国军阎锡山部进攻上党地区。毛泽东下令“针锋相对，寸土必争”。9月，刘伯承发起上党战役，他先后以夺城打援、围城打援和追歼逃敌的战法，全歼阎军13个师共3.5万人。10月，刘伯承又组织和指挥了邯郸战役（平汉战役），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法，消灭国军第34、40军共2万余人。邓小平说：“那两个战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支枪才几发子弹......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以后，武器多了，人也多了。”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遵循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率12万大军以迅猛之势在300里的的正面上强渡黄河，突破国军中央防线，揭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疾速南进，千里跃进大别山，与陈粟、陈谢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1948年5月，刘伯承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5月至8月，刘伯承先后指挥了宛西、宛东和襄樊战役，歼敌近6万余人，其中襄樊战役被朱德誉为“小型模范战役。”10月，刘伯承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在粟裕的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滔兵团的同时，刘伯承指挥中原野战军果断地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的杜聿明集团被完全孤立。接着又指挥中野主力在双堆集围歼了黄维兵团，成为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仗。 1949年4月，刘伯承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刘伯承任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11月，刘邓率部向大西南进军，在川东南歼灭宋希廉部主力3万余人，一举解放重庆。随即挥军奔袭川西，于12月21日解放成都。1950年2月，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在职期间，组织指挥了艰苦的剿匪战斗和进军西藏。 1950年9月，刘伯承回北京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1951年1月，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1955年，他被授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小组组长。1966年1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6年10月7日，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刘伯承以足智多谋和以伤残之躯指挥作战屡建奇功而闻名于世，是解放军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其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另有《合同战术》、《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等大量译著。 十大元帅之五 贺龙 （1896-1969） 历尽艰险，百折不挠；血雨腥风，英勇善战；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豁达大度，胸怀坦荡。 贺龙（1896~1969），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16年起义参加护国战争。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南昌起义总指挥。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湘鄂边区根据地的创始人。率部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先后任一二0师师长，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司令，西北军区司令等职。全国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昌都，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 追求正义始终不渝 贺龙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穷农民之家。曾祖父考取过武举，贺家一门世代有习武之风。贺龙从小喜欢练武，还常与村童玩冲杀打仗之类的游戏。有一次村里有个恶霸想试试贺龙的胆量，就乘贺氏父子与他同桌吃饭之机在桌子底下放了一枪。他满以为这突然的枪响会把贺龙吓个半死，可是年仅七岁的贺龙处之泰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从此，贺龙的豪胆在乡里出了名。 因家境贫寒，贺龙只读了几年书。十四岁那年因不满恶霸之子的霸道行为，一怒之下挥刀砍伤了他的脚板。之后，贺龙扬长而去，跟随马帮，跑四川、入湖北，靠贩运盐、桐油和药材为生。在世道黑暗，盗匪横行的年代，吃“赶马贩货”这碗饭既辛苦又危险，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但贺龙从小生就了不怕困苦和死亡的性格。他在马帮中从少年步入青年。在走南闯北中不仅磨练了意志、锻炼了胆量，而且了解到天下的穷人走到哪里都伴随着贫穷和受人欺压。在艰苦的磨炼中，他是非曲直观念更加明确，追求正义之心更加强烈。他还自发地生长出救国救民的意识。 辛亥革命的涛声影响了贺龙，使他产生出追求真理的思想。1914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1916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传遍全国。贺龙接受革命党的指示，在石门县等地组织武装。二十岁的贺龙在家乡组织了二十多名农民，拉起了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当他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立即高兴起来，他在贩盐时深知盐局剥削坑害百姓，罪大恶极，而税警更是为虎作伥。他和叔叔向别人借了两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来个农民乘夜色闯入盐局。贺龙亲手砍死税警队长，缴获十五支步枪，二支手枪和九千斤盐。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解放了俘虏。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从此传扬开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为鼓励起义军曾举此例，他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出了一个军。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已经有了两个营的兵力，还怕乾不起来吗？” 贺龙砸了盐局，夺了枪枝，有了自己的队伍。他率队返回桑植县除掉了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朱海珊。然后走出桑植县加入了护国军，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营长。1918年，贺龙改任湖南靖国军营长、团长，1922年奉命入川作战，升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贺龙的国民革命军虽比旧军阀进步些，可是本质是仍属于剥削阶级的部队。但贺龙却对部下管理甚严，绝不准自己的部队侵扰百姓。 1926年8月，共产党派周逸群来到贺龙的部队，向他宣传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贺龙以朴素的进步思想为基础，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他决定让周逸群办政治讲习所，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培养合格的乾部。不久贺龙通电加入国民革命军。 北伐战争开始后，贺龙奉命加入北伐军。先后任第十五师师长和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因作勇敢，屡战屡胜，贺龙被提拔为第二十军军长。此时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欢迎共产党派乾部到自己的军中任职。由于共产党充作二十军的骨乾，使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增强，而贺龙在北伐军的所有国民党将领中，是最亲近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此时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却在行动上按共产党的意见办事。 在北伐战争中，贺龙率部先后攻克石门、澧州、公安，突破了北洋军阀的长江防线，攻克重镇宜昌。夺取武汉之后继续作战，攻占敌人重镇武胜关。在临颍大败奉系军阀，取得了攻占武汉之后的辉煌胜利。 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到轰轰烈烈的北伐军事行动中的军长，贺龙在思想上完成了从自发地追求正义到接受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他已经被共产主义思想深深吸引，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2． 武装革命浴血奋战 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共两党决裂，国民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共产党却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共产党决定抓枪杆子搞武装斗争。1927年7月，周恩来找到贺龙，向他介绍了蒋介石的反共和国民党已走向反动的事实。贺龙当即表示，同国民党决裂，坚决服从共产党的指挥，搞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他根据共产党的指示率部从武汉出发，经九江赴南昌。 共产党决定组织南昌暴动。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再度会见贺龙，此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贺龙向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叫我怎么乾我就怎么乾！”周恩来向他下达了率领二十军参加起义的决定，贺龙表示坚决执行命令。贺龙受命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共同领导起义活动。 8月1日凌晨，起义枪声打响，贺龙一马当先率领自己的部队攻打朱德培的总指挥部，他站在最前沿指挥战斗。经过激战，消灭国民党南昌守军，南昌起义胜利。 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有计划有组织地撤出南昌，准备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南下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9月初，起义军到达瑞金，根据贺龙的要求，他在这里经周逸群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参加了贺龙入党仪式并讲了话。贺龙表示，永远跟党走，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攻打潮汕地区时连连授挫，面对强大的反动武装，起义军失败并分散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贺龙等绕道香港去上海寻找党中央。在上海找到党中央后，贺龙了解到党中央坚决搞武装斗争，走武装夺取权的道路后，主动要求到湘鄂川黔一带搞武装暴动。党中央同意了贺龙的要求，他立即杀向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大革命失败，武装起义连连受挫，革命斗争进入低潮，革命高潮时期一度活跃的地区，此时到处洒着烈士的鲜血。在这种情况下搞武装斗争谈何容易。但贺龙从来不怕艰难曲折，从不惧怕战争和死亡。本来党组织让他与刘伯承一同去苏联学军事，但他觉得入党时间短，需要在风雨中锻炼，自己要求留下来搞武装斗争。 1928年1月贺龙进入洪湖地区组织革命武装。在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起三落”。到洪湖地区很快就组织起数百人的队伍，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搞了“五县年关暴动”，打击了反动武装的气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但由于没有及时抓部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很快就归于失败，斗争也被迫转入地下。三月，贺龙回到自己的家乡拉队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三千多人的武装部队，这支队伍的成分复杂，有的是亲族关系应召而来，有的是贺龙在旧军队中的部下。队伍还未来得及整顿和训练，就遭到国民党正规军队的进攻。这支松散的队伍经不住强大敌人的进攻，很快就失败了，剩下不足一千人。贺龙率领剩下的人退入湘西，经过整顿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打土豪，发动群众，红军又有了发展。在小埠头设伏取得歼敌数百，击毙敌旅参谋长的胜利。之后，队伍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贺龙任军长。但从八月至十月，这支队伍连遭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袭击，死伤惨重。战斗又连连失败。最终剩下一百多人。 面对困难和挫折，贺龙革命之心坚定不移。他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在剩下的人中经过整顿只留下九十一人，成立了党支部。1929年到来的时候，贺龙率领着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在鄂西地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在鹤峰县，全歼县团防大队，缴获枪支一百多，并在这里建立起红色县政权。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贺龙领导的这支队伍不断扩大。1930年7月，贺龙率部在公安与红六军合并，组成红二军团，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湘鄂西革根据地连成一片。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控制了党中央并把错误路线推行到各根据地。王明的代表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他排挤贺龙，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结果葬送了根据地。 历经磨难的贺龙，不怕失败和挫折，他又与关向英一起率红三军向西南方向挺进，打了几次胜仗，扭转了被动局面，建立起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1月，贺龙奉命率部长征。1936年7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甘孜会议上，他与朱德等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迫使张国秦同意北上。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贺龙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 3．抗击日寇挺进冀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任八路军第一二0军师长。他奉命开赴晋西北抗日最前线。1937年9月10日，贺龙率部参加了忻口战役。一个星期之后在雁门关设伏，击毁日军运输汽车一百多辆，毙敌五百多人，夺回雁门关。1938年2月，出兵袭击太原日军机场，破坏北同浦路，一度使日军运输补给线中断。随后在晋西北与日军再战，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夺回县城七座。 1938年底，贺龙率部挺进冀中。冀中平原是日军一系列重要据点的心窝。北有北平，东有天津、沧州、德州，西有保定、石家庄，这些城市都是日军的重要据点。在冀中插入一支部队，就会使驻周围各城市的日军随时都感到不安。 贺龙率部于1939年2月进入冀中，不久即迎来了日军的扫荡。冀中是一望千里的平原阔野，在春冬季节部队不容易躲藏，这对打惯了山地游击的部队是全新的作战环境。贺龙针对这一新情况，采取了避敌锋芒，与敌周旋，先疲后打，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四月下旬，日军一部进攻河间县东北部的齐河村。贺龙认为这是一个歼敌的机会。就利用敌人寻我决战的心理在村中埋伏一营兵力拖住敌人，组织另外几个团迅速围歼。同时派出部队阻击增援之敌。齐村战斗持续三昼夜，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七百多人，创造了平原地区大规模歼敌的范例。 1939年夏，冀中平原连降大雨，太行山洪水下泻，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大水消灭冀中平原上的我军，于是就掘开滹沱河、子牙河、潴泷河，华北平原一片汪洋。但水乡出身的贺龙本来就喜欢水，他立即下令开展全军性的游泳活动，并号召水上练兵。从水乡带出来的老红军战士立即成了训练骨乾。在很短时间里，北方乾旱地区和山村成长起来的战士也学会了游泳。在学会游泳之后，又大搞水上练兵，很快形成了水上战斗力。在群众的支援下，一二0师建造了许多木船、木筏，展开了水上侦察，水上游击。利用大水与日寇斗争。日军本想利用大水消灭我军，结果未占到半点便宜。 1939年9月下旬，贺龙率部在行唐以西的陈庄包围了日寇第八混成旅，经数日激战，歼灭日寇一千四百多人。十一月，配合聂荣臻部在黄土领歼一千五百多人，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贺龙在晋冀抗日最前线与日军激战两年多，大小战斗数百次，毙伤日伪军两万多人，扩大并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1942年6月贺龙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正值敌人对我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的时期，经济困难非常突出。贺龙领导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把部队打仗的热情全部用于劳动生产上，贯彻了毛泽东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打破了经济封锁，渡过了经济难关，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4．解放战争驰骋西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绥远战役的胜利，歼敌一万二千人，解放了缓东等地。内战爆发后，贺龙先生担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晋缓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部转战于西北战场。他配合彭德怀，顶住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压力，粉粹了国民党军队对晋绥解放区的多次进攻，使晋绥、晋察冀和热河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6年7月，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打了晋西北战役，一举攻克朔县、宁武、繁峙等八座县城，极大地震动了山西军阀阎锡山。1947年3月国民党集结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与敌坚战，贺龙紧密配合组织保障，全力以赴地集中人财物力给予支援，有力地支持了西北战场我军的作战。在组织后勤支援的同时，贺龙还组织部队参战。 1949年底，贺龙率十八兵团和第七军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入巴蜀作战。乘敌人惊慌逃向成都方向时，抓住战机一举歼敌八万余。不久，率部配合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解放成都，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集团，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建国初期，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领导并完成了对国民党九十万起义、投诚部队的改造。还与刘伯承、邓小平共同领导了西南地区的剿匪任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消灭土匪八十五万人，稳定了西南地区的局面。 1950年10月，贺龙率兵进入西藏，武力解放了昌都，歼灭反动的藏军主力。然后向西藏地方政府宣传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在政策的感召下，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赴京签署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得以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拉萨。 在国家的和平建设时期，贺龙除了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体委主任外，在军内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职。特别是在1964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重视战备训练，强调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为我军的建设积极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遭到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迫害，面对残酷的打击，贺龙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最终于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临终前在痛苦的煎熬中他已进入时断时续的昏迷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信真理、正义必胜，人民是最公正的。他说：“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贺龙含冤而死后，毛泽东曾说过：“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曾多次指示为贺龙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中充分肯定了贺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贺龙军事文选》。 贺龙年表 贺龙原名文常，字云卿，1896年 3月22日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1916年率弟兄，劈了桑植县芭茅溪盐税局，夺得十几支步枪，组织农民武装，打出桑植县讨袁(世凯)护国民军旗号，任总指挥。不久编入湖南护国军，任营长。 1917年，在长沙奉中华革命党之命， 参加刺杀湖南督军潭延阎的活动，失败被捕。 释放后又去刺杀新任督军傅良佐，又遭失败，乃返回湘西，拉起队伍，打起湘西援鄂军第一路游击支队的旗号。 1918年春，在石门县被编入湘西护法靖国军，任营长、团长。 1922年率部入川，驻涪陵，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四川“讨贼军”混成旅旅长，同依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杨森、刘湘部队作战。 1923年9月，取得反攻重庆的胜利。 1924年他率部返湘，先后任澧州、湘西镇守使。 1926年起，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在湖北、河南屡打胜仗，升第二十军军长。 1927年8月1日，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总指挥。 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与周逸群等经上海、武汉返回湘鄂西发动和领导武装斗争。 1928年 4月，贺龙到慈利和湖北鹤峰重新组织武装。 1928年8月，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西前委书记。 1928年9月奉湖南省委之命进攻常德，在仙阳遭国民党军两次袭击，遭受第二次挫折。贺龙一不灰心，二不气馁，将队伍转移至鹤峰走马坪进行休整。 1929年 1月攻占鹤蜂，5月进军桑植，打破敌人数次进剿，队伍得到发展，初步形成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1930年 7月率部至洪湖，与周逸群等领导的第六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 1931年 6月率红三军(由二 军团改编)至湖北房县，开辟鄂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1年9月重返洪湖。 1932 年秋，洪湖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占领，他率部经豫西南、陕南、川鄂边到湘鄂西开展游击战。 1933年12 月，政客熊贡卿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诱降。贺龙向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后，将熊公开处决。 1934年5月，率部进入四川、贵州边界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 1934年 10月，第三军和由湘赣边界转移的第六军团在川黔边的木黄、南腰界等地会师，第三军恢复第二军团的番号。贺龙和任弼时统一指挥二、六军团。为策应第一方面军长征，率部开展湘西攻势， 歼灭和牵制大量敌军，同时创建湘鄂川黔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 1935年根据遵义会议精神，指挥所部进行反“围剿”作战，先在桑植、永顺等地三天打了两个胜仗，随后在湖北宣恩、忠堡、板栗园等地击破国民党军11万人的“围剿”，并 乘胜占领石门、津市、澧州、临澧等地。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围剿”二、六军团。他和任弼时于11月率部从桑植出发，转移到外线，开始长征。 1936年 4月北渡金沙江，至 7月，在四川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 此时，奉中共中央电令，将二、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第二方面军，任总指挥。这一期间，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活动进行了斗争。随后，率部与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 1936年10月，在宁夏南部的将台堡同第一方面军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与政委关向应等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在雁门关等地区主动出击，切断日军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忻口作战。 1938年 3月，指挥部队击退日伪军万余人对晋西北的进犯，收复宁武、神池、五寨、岢岚等七个县， 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奉命率一二○师主力东进冀中， 兼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一二○师和冀中三纵队，在日军施放毒气的情况下，指挥齐会战斗。 1939年 8月，奉毛泽东电令，与关向应率部回师晋察冀，在陈庄战斗中诱敌深入，予以夹击，歼日军一千四百余人。 1939年底，奉命返回晋西北。 1940年11月，任晋西北军区(后改为 晋绥军区)司令员，领导军民挫败日伪军多次“扫荡”和“蚕食”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巩固和扩大了晋绥根据地。 1942年 6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司令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的军事工作，并领导军民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阶段。 1945年 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 8月，率晋绥野战军对日伪军反攻。 1945年10月率部北上，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绥远战役，解放绥东、绥南广大地区。 1946年 7月，指挥晋北战役，解放九座县城。 1947年 3月，当国民党军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时，他指挥联防军地方兵团积极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同时， 领导发展后备兵团，巩固后方，集中人力物力支援解放西北。 1949年 底，率第十八兵团等部入四川，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解放大西南。 1950年，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领导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的整编及改造，指挥部队肃清国民党残余和土匪，稳定了西南地区的局势。 1950年10月，指挥进藏部队解放昌都，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60年 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1964年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52年起兼任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坚贞不屈。 1969年 6月 9日被迫害致死。 1978年12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十大元帅之六 陈毅 （1901-1972） 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回国。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召旧部，族旗十万斩阎罗。”这首烩炙人口的诗是陈毅(1901年—1972年)当年负重伤 后在梅岭被国民党军围困时所作，表现了作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字仲弘，1901年8月26日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少年时在成都读书，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在重庆《新蜀报》任文艺副刊主笔，秋天到北京中法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工人、学生运动。1926年初毕业后，参加领导了“三一八”爱国运动。8月被派往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11月调往重庆，参与沪州、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7年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任该校中共委员会书记。7月中旬，军校改编为张发奎掌握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8月2日由武昌顺江东下，至九江，被张发奎缴械。陈毅布置应变工作后南下，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任七十三团的指导员。起义军失败后，与朱德等整顿余部，在江西、广东边界转战，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任师党代表。4月，与朱德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先后任第十二师师长、红四军军 委书记，参与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随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2月，任第一纵队党代表，与纵队长林彪率部参加大柏地、攻打汀州等战斗。6月，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全面汇报红四军情况。在周恩来主持下，代中共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回红四军后，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制订古田会议决议。1932年后，历任红六军政委、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 政委等职，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参与领导反“围剿”。1934年8月，指挥作战时负重伤。10月，第一方面军长征后，他任中共中央苏区 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4月，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与分局书记项英召开会议，确定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 命高潮的方针。在敌人的分割、封锁和残酷的“清剿”中，在电台被毁与中共中央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他在赣粤边界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极其艰苦的斗争。1936年 12月，他在梅岭草莽中被国民党军围困达20天，考虑难以脱身，便写了《梅岭三章》。本文开头引用的是其中一首。他与项英等领导的游击战争坚持了三年，保存了中共在南方的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香港刊物读到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掌握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乃与项英主动同国民 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1937年9月到南昌，与中共中央恢复了断绝近三年的联系。11月，赴湘赣边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险些被不理解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的当地领导人错杀。后又到皖浙赣边区 进行传达，使这些游击队及时下山编入新四军。1938年1月，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率领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随后率苏南主力北渡长江，任苏北指挥部指挥，联络泰州的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打击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于1940年10月，指挥黄桥战役，取得军政全胜。随即北上，在盐城同八路军南 下部队会师，为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开创了华中抗日新局 面。11月，他代理华中总指挥部总指挥，与政委刘少奇统一指挥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与刘少奇等指挥华中9万部队，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坚持抗战，发展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3年11月赴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继 续通过电报参与对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指导。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统率华中、山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五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对华东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 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迁)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胜利，对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起了重要作用。1947年5月，指挥孟良固战役，歼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秋，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 配合，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入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5月兼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11月至次年4月，作为总前委成员之一，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徐州、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1949年5月，兼任上海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筹建华东海军、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加强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时领导上海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作战。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后兼任外交部长。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严重迫害。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陈毅文武双全，博学多才。他撰写的军事论著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已收入《陈毅军事文选》。他的诗词作品已收入《陈毅诗词选集》。 陈毅年表 陈毅字仲弘，1901年8月26日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春在重庆《新蜀报》任文艺副刊主笔，秋天到北京中法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工人、学生运动。 1926年初毕业后，参加领导了“三一八”爱国运动。 1923年8月被派往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11月调往重庆，参与沪州、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 1927年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该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1927年7月中旬，军校改编为张发奎掌握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8月2日由武昌顺江东下，至九江，被张发奎缴械。陈毅布置应变工作后南下，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任七十三团的指导员。起义军失败后，与朱德等整顿余部，在江西、广东边界转战，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 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任师党代表。 1928年4月，与朱德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会师，先后任第十二师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参与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9年1月，随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 1929年2月，任第一纵队党代表，与纵队长林彪率部参加大柏地、攻打汀州等战斗。 1929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全面汇报红四军情况。在周恩来主持下，代中共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回红四军后，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制订古田会议决议。 1932年后，历任红六军政委、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等职，参与领导反“围剿”。 1934年8月，指挥作战时负重伤。 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长征后，他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1935年4月，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与分局书记项英召开会议，确定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 1936年12月，他在梅岭被国民党军围困达20天，考虑难以脱身，便写了《梅岭三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掌握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乃与项英主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 1937年9月到南昌，与中共中央恢复了断绝近三年的联系。 1937年11月，赴湘赣边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险些被不理解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的当地领导人错杀。后又到皖浙赣边区进行传达，使这些游击队及时下山编入新四军。 1938年1月，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率领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随后率苏南主力北渡长江，任苏北指挥部指挥。 1940年10月，指挥黄桥战役，取得军政全胜。随即北上，在盐城同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为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开创了华中抗日新局面。 1940年11月，他代理华中总指挥部总指挥，与政委刘少奇统一指挥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与刘少奇等指挥华中9万部队，坚持抗战，发展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3年11月赴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继续通过电报参与对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指导。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统率华中、山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五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对华东解放区的进攻。 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等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迁)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胜利。 1947年5月，指挥孟良固战役，歼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秋，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配合，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入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8年5月兼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1948年11月至次年4月，作为总前委成员之一，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徐州、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 1949年5月，兼任上海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筹建华东海军、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加强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8年后兼任外交部长。 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严重迫害。 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 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十大元帅之七 罗荣桓 （1902—1963）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委员等职。 1902年11月26日，罗荣桓,原名罗镇慎，字雅怀,出生在湖南省衡山县鱼形镇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罗荣桓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母亲贺氏善良宽厚，外柔内刚。父亲罗国理较为守旧青年时当过童蒙塾师，经营一间“永隆号”杂货铺。罗荣桓8岁入私塾，12岁进本村罗氏岳英小学读书。罗荣桓学习认真刻苦，成绩很好，对历史上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更是景仰非常。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鲁颂·泮水》中“桓桓于征，狄彼东南”中威武之意，为其改名为罗荣桓。 1919年，罗荣桓入长沙协均中学读书。1924年入青岛大学读书，受“五四”运动影响曾参加“五卅”反帝爱国活动。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他亲眼看到东洋人在樱花节旁若无人的狂欢，日本军舰在胶州湾肆意游弋，想起了“五卅”运动中烈士流的鲜血，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救国救民做出一番大事业。由于他学的是工科，了解我国的工业落后问题，因此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要振兴工业。接着，他和同学们兴办了“三民实业社”，开始了他第一次救国救民的尝试。然而，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工业都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压迫的情况下，这几个学生仅仅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办起来的一个手工作坊，怎么能和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相竞争呢？不到一年，这个实业社就因维持不下去而夭折。 1926年秋，他从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1927年夏天，罗荣桓考入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理学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7、8月间，他遵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到湖北南部的通城、崇阳一带发动农民暴动。8月20日，罗荣桓参与领导了通城起义，任通城和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随即率部队至江西修水，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旋即带领百余人到湖南参加秋收起义。起义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向罗宵山脉进军。途中，毛泽东在三湾村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缩编为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罗荣桓仍为特务连党代表。 毛泽东和罗荣桓等党代表在水口、大汾等地发展了我党第一批士兵党员，有了这批党员，“支部建在连上”才开始真正落到了实处。此后，罗荣桓便跟随毛泽东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上井冈山后，罗荣桓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营党代表，积极发展士兵党员，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在工作中，他坚持了一条行动原则：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他必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战斗时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中对战士们十分关心，因此深受战士们的喜爱。 1929年11月，毛泽东集合了罗荣桓在内的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召开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积极反映部队的情况。他讲述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并举例说：第9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凶狠，士兵就送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事例很典型，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详细将此事记录下来，后来将反对军阀作风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 12月，部队开拔进驻古田，罗荣桓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28日，古田会议召开，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会上，毛泽东和罗荣桓等11人被选为红4军军委委员。罗荣桓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会后的一天，在古田乡间小道上，积雪未化，素裹银妆。毛泽东和秘书冯文彬一起散步，罗荣桓从一旁经过。他望见毛泽东，连忙行军礼并致问候，而后又匆匆而去。毛泽东驻足伫立，望着这位沉稳踏实的红军乾部的背影，点燃一支烟，深沉地对冯文彬说道：“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乾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感叹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毛泽东改组了红4军第2纵队领导机构，罗荣桓被提升为第2纵队政委，担负起新的重任。 1930年初，罗荣桓担任红4军第2纵队政委后，与纵队长曾士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结合部队实际，认真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使这个纵队迅速进步成长，成为红4军的主力之一。 1930年端午节前，正在红4军第2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4军军委书记和政委。这个新任命，正是毛泽东的提议。当时，红4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在一起都很难共事。红4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4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必须选一位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选定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罗荣桓到红4军军部后，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红4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1930年12月中旬，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12月下旬的一天，红4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斗志，使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而光。动员大会后，红4军立即投入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1年，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林彪和罗荣桓率红4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率部转向东面去攻打驻黄陂的国民党军毛炳文师。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红4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不料在我红4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敌19路军紧追了上来，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及疏散，一些伤员被敌人抓走了。罗荣桓在行军途中听到消息，十分悲伤。他觉得，丢掉一些俘虏和枪支固然可惜，而丢掉在战斗中拼命杀敌流了血的伤员则不可饶恕，因此不能原谅自己。在黄陂消灭了毛文炳师的四个团以后，红军进行休整。此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红4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罗荣桓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职务，而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一点也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1932年3月，罗荣桓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队伍。 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罗荣桓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1934年1月，罗荣桓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9月，任新编组的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王明、李德等领导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红军不得不开始艰难的战略大转移——万里长征。10月，罗荣桓率部参加长征。 长征途中，罗荣桓每到一处便给战士们打气，鼓励大家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北上抗日，一定要勒紧裤带，坚持下去。险恶的环境，漫长的征途再加上并不顺利的境遇，这一切都没有动摇罗荣桓的革命意志，他始终保持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终于率部顺利走完了漫漫长征路，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6月，罗荣桓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乾部的第一科政委。1937年1月，罗荣桓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又调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这时罗荣桓已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和林彪、聂荣臻一道，率部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取得著名的平型关大捷。9月，他率师政治部和少量部队，在山西、河北交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罗荣桓奉命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并对驻当地的新军决死第2纵队进行帮助，一同开辟晋西南根据地。不久，他赴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队后任第115师政委。 1939年3月初，罗荣桓与代师长陈光率第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指挥樊坝、梁山、白彦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率领的第115师部队，与由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民主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 1941年8月，罗荣桓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1月初，侵华日军山东驻军司令土桥一次中将纠集了日军三个师团、四个旅团，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党政中枢领导机关，摧毁我沂蒙地区抗日根据地。 在留田东南牛家沟，罗荣桓主持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肖华和参谋长陈士榘等人。大家讨论着突围方案，一时众说纷纭。大家提的方案有三个：一是向东，过沂河、沐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汇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但是，没有一个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在一些同志看来这个方向几乎不用考虑，南边即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据报告，日军司令土桥一次就在那里坐镇。罗荣桓在仔细听取大家的意见，权衡着每一种方案的利弊后，坚定地说：向南突围！一时语惊四座！ 罗荣桓分析说：“先说东面，沂河、沐河被敌人严密封锁，敌人预料我们可能要到滨海，已在沂河、沐河之间集结了重兵。如果我们东去，很可能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再看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北面的沂鲁山区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在‘皖南事变’之后，同八路军关系恶化，最近刚刚同山东纵队打了仗。我们如果北上，很可能被两面夹击。至于西面，临沂至蒙阴的公路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我们能越过此线进入蒙山，那里也是敌人合击的目标。南面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是敌人估计我们不敢向其大本营前进，而把兵力都集中到沂蒙山区，其后方必定空虚。”于是，罗荣桓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敌人包围圈后转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诸位领导同志见罗荣桓说得有理，一致同意部队和机关向南突围。 一声令下，部队迅速转移。临进敌人的封锁线，侦察员发现前面有两股敌人，两股敌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公里半。罗荣桓率队在前，立刻吩咐往后面传令：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队伍在敌人的缝隙中宛如一条游龙，迂回穿插，一共越过三条公路，几次听到敌军的车马喧嚣，又悄悄避开了。到高里，已是敌人后方，果然敌人守备空虚。部队折而向西，在埠山庄宿营。此地紧靠临（沂）蒙（阴）公路，距离临沂城只有25公里。这时，天已经亮了。在村边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人的后续部队、辎重队正一路飞尘，源源北上。罗荣桓笑笑说：“让敌人去海里捞针去吧，我们睡觉。"于是就在敌入眼皮底下，部队悄然宿营。这次突围，八路军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便安全跳出敌人5万大军的合围圈。 德国进步记者希伯在度过留田突围惊心动魄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夜后，异常兴奋，对负责接待他的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他的文章经译出后，登在115师油印的《战士报》上，题目叫做《无声的战斗》。 罗荣桓率部在沂蒙山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了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此外，在山东战局中，他曾抱病受命，礼遇于学忠，阻挡李仙洲，大大改善八路军在山东的战略地位。对于罗荣桓在山东战场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命令，罗荣桓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115师政委、代师长，8月兼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他领导山东军民实行精兵简政，同时保留骨乾，培训乾部，为部队的再发展准备好充分条件。为此，他强调实行主力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兵力少、政治上孤立的情况，在其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时，罗荣桓同志及时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并将山东五个战略区的抗日斗争联系起来，互相呼应，互相配合，使日军首尾难顾，一举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为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1944年，罗荣桓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1945年他指挥部队在山东全境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和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城市以外的山东绝大部分地区。1945年6月，他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荣桓奉命组织和率领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1945年12月，面对国民党军对东北的进攻，他强调我军必须控制中长路两侧广大地区。 1946年3月，在东北停战有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他提出，在争取和平时要立足于战争；在战争时间上，要有长期打算；要进行主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三者结合的运动战，反对拼命主义，克服大机关、大后方作风。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 1947年，罗荣桓为了加强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经过诉苦和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战斗意志。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一时我军广大指战员和战士们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士气旺盛，斗志昂扬，纷纷请战，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部队的作风、纪律和团结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47年，我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夏秋冬季三次攻势，歼灭蒋军30万人，解放了广大城乡，迫使50万蒋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及附近据点。为了全歼东北之敌，加快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东北我军马上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但是，当时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却不愿南下，反而在4月的吉林会议上，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5月间，林彪又命令两个纵队去打长春机场，没有成功，又提出“久困长围”的口号，致使部队徘徊于长春、沈阳之间，几个月无所作为。对于林彪的做法，罗荣桓不满意，多次严肃劝他率部南下，中央军委也多次来电批评，但此时林彪兼任东北局书记和政委，对罗荣桓的规劝根本就听不进去，罗荣桓只好提议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讨论。 会上，林彪再次强调围困长春的方针，说目前长春粮食已十分困难，再围下去，敌人必然会突围，我们可以围而歼之。 罗荣桓说：“粮食缺乏，饿死的是老百姓！敌人有空运，粮食弹药都不缺！我们再围下去只会浪费时间。中央军委的几十份电报都要求我们南下作战。如果我们不执行‘关门打狗’的指示，让卫立煌集团40多万人跑掉，不论跑到那里，都会给今后的全国解放增加困难。” 常委们一致拥护南下打锦州的方针。林彪无奈，只好同意给中央拍电报，汇报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的结果。可是7月22日给军委的电报发出后，林彪又借口粮食困难，汽油不足，西线铁路被大水冲坏等等理由，仍然按兵不动。 罗荣桓坚决拥护南下方针，他日夜忙着指挥战勤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在冀热辽地区准备了1亿斤粮食，足够几十万部队食用，准备了足够的弹药、汽油、被服，作为后勤保障等。可林彪仍然要等西线铁路修好才动，甚至向中央提出要华北杨成武兵团先包围大同，牵制傅作义的兵力，东北部队才能南下。 8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从东北撤退、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10月底，同时作好根据时局变化从沈阳撤退的方针。 军情急迫，中央军委又来电指出：你们100万大军的行动怎么能取决于杨成武几万部队的行动呢？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会认真出关增援，我军要迅速南下，否则就要贻误战机！ 到这时，林彪仍然不听，他赖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强调要等西线铁路修好后才能行动。 9月7日，毛泽东亲自发来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令，要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在9月、10月两个月内，歼灭锦州、榆关至唐山一线的敌人。并勉励东北部队，要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在长春、沈阳之敌倾巢援锦时，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毛主席发来了命令，林彪不敢再违抗了，下令叫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留六个主力纵队和十四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和沈阳以南地区徘徊。这时，中央军委来电报指出平分兵力的部署是不对的，特别是几个主力纵队太靠近沈阳，这样，沈阳之敌就不敢出来增援，会影响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林彪接电后，心中不快，问罗荣桓的看法。罗荣桓说：“毛主席和中央高瞻远瞩，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回师歼灭沈阳出来增援之敌！应该把更多的兵力调到锦州前线，让沈阳的敌人能放心出来。”林彪担心地说：“想得不错，但锦州也不是纸糊的，里面有十几万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强。万一一时打不下，葫芦岛的援兵打过来，沈阳之敌再西进，我们就要吃大亏！”罗荣桓说：葫芦岛和锦西的援兵，一定要堵住！我想叫2纵5师和3纵赶到义县，让4纵迅速南下，抢占塔山和西海口，阻击葫芦岛方面的敌人！最后林彪同意了，与罗荣桓等人率部南下参加了辽沈战役。在攻打锦州的战斗中，罗荣桓也几次提出攻打方案，使我军胜利占领锦州。我军拿下锦州后，长春守敌成为瓮中之鳖，被迫起义，我军乘胜进行辽西战役，将国民党廖耀湘兵团10多万人悉数歼灭，不久，挥师解放沈阳，取得了辽沈战役歼敌48万人的重大胜利，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这样，罗荣桓在辽沈战役中，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境内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为夺取辽沈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8月，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东北野战军政委，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委，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1949年6月，罗荣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乾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罗荣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4年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全国解放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军在新时期的建设工作。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教育理论方针，为新时期的我军建设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0年代，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早在最艰苦的年代，罗荣桓就积劳成疾，但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以后一直长期带病工作，终于因病医治无效，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北京病逝。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几天几夜不能入眠。一天深夜，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是毛泽东对罗荣桓军事生涯高度的概括和评价，也寄托了毛泽东对他最大的哀思，罗荣桓元帅的英灵自可含笑九泉了。 十大元帅之八 徐向前 （1901-1990） 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同志，与世长辞了。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徐向前同志奋进不息，历尽艰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一生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徐向前同志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８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的农民家庭。他家境贫寒，早年失学，曾入杂货店当学徒。１９１９年春，考入山西国民师范。在五四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毕业后，先后在阳曲县城和五台县乡村当小学教员，目睹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萌发革命思想。１９２４年４月，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校期间参加我党领导的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９月，被选入孙中山卫队，赴广东韶关参加北伐誓师。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排长。１９２５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调往国民军第２军第６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附等职。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到武汉，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翌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少校队长，曾率学生队与叛军夏斗寅部作战。在这期间，他广读进步书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７年３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 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共中央军委的委派，赴广州组织工人武装，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６联队队长，率队英勇奋战三昼夜。这次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接着，转往海陆丰地区，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４师第１０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等职，与彭湃等领导红军和地方武装，坚持东江地区的游击战争。 １９２９年６月，受中共中央军委的委派，赴鄂东北组织武装斗争，先后任工农红军第３１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指挥弱小的红军部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歼灭大批反革命武装，扩大了武装割据地区。在建立和扩大鄂豫边区的武装斗争中，运筹自如，智勇兼备，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在这期间，他总结海陆丰武装斗争和鄂豫边斗争的经验，同党代表一起拟订《军事问题决议案》，提出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方针，以及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等游击战术原则，对鄂豫边红军建设和武装斗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１９３０年春，任红军第１军副军长兼第１师师长。巧妙地利用军阀在中原地区混战之机，率部转战于平汉铁路南段，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１９３１年初，红１军与红１５军合编为红军第４军，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指挥部队，连续挫败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次“围剿”。７月，任红４军军长，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７个多团。１１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采取集中兵力、外线出击、围点打援、各个歼灭的方针，在半年时间内，先后组织指挥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进攻战役，歼敌正规部队４０个团，威震敌胆，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红军发展到４万余人。这一时期，他对张国焘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和组织“肃反”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１９３２年６月，国民党调动３０余万兵力向鄂豫皖根据地大举进攻，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未能打破敌第四次“围剿”。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主力２万多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西征途中，他指挥部队连续击破国民党军队１０万余人的围追堵截，越秦岭，渡汉水，翻过大巴山，行程３０００余里，历尽千辛万苦，胜利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３年２月起，依据新地区的特点，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胜利，歼敌２．４万余人。随后发起外线进攻，指挥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等战役，并与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使红军得到很大发展，红四方面军总兵力达到８万人，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鼎盛时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４年８月，率部抗击国民党军２０多万人的“六路围攻”，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在万源决战防御中取得了胜利，并乘势转入反攻。整个战役歼敌８万余人，创造了光辉的战绩。１９３４年２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１９３５年３月，指挥广（元）昭（化）、陕南战役，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率部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６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为表彰他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功勋，毛泽东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金质红星奖章。７月，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的会议，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后率右路军北上，指挥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部第４９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通路。同年９月，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多次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进。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贡献。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组织指挥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和天（全）芦（山）等多次战役；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推动了部队第二次北上。 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８月，进入甘南，指挥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与敌浴血奋战４个多月，歼敌２．５万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不畏艰辛，顽强搏击，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建设与发展红军，形成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随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１９３７年８月，任八路军第１２９师副师长，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指挥了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１９３８年４月，率第１２９师和第１１５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提出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扩大抗日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９年１月，参与组织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作战。同年６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和皖北八路军各部队，积极建立和发展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玩固派进行斗争。１９４０年底，返回延安。１９４２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领导乾部。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１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１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１９４７年１１月，指挥运城战役。１９４８年３月至５月指挥临汾战役，以大部分新组建的部队，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城。６月至７月指挥晋中战役，以６万兵力歼灭国民党军１０万余人，解放县城１４座，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通电赞扬。１９４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９年４月，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带病组织指挥，取得了太原战役的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运筹帷幄，果断灵活，指挥有方，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曾率我兵工代表团访问苏联，筹划部队改编、改装和建立国防工业，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１９５４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６５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１９６７年２月，与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大义凛然，强烈谴责和揭露林彪、江青等人的反党乱军阴谋。之后，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身处逆境，仍坚持斗争。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８７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长期主管空军、防空军和民兵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民兵、预备役建设的措施。曾同刘伯承共同负责战略研究工作。１９６９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同几位老帅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意见和建议。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１９８３年６月至１９８８年４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８８年７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长期担任重要军事领导职务，参与制定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参加国务活动和出国访问，为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发展我军与各国军队的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衷心拥护、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他先后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团结海内外黄埔校友，努力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在病重期间仍关心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期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奋斗，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他留下遗嘱，身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 在第七届至第十二届党的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曾发表过许多重要军事论著，在晚年撰写了革命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对发展无产阶级军事理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推进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向前同志德高望重，功勋卓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壮丽的一生。在６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不畏强敌，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好学不倦，实事求是，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他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参与创建和发展了人民军队，为我军的建设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恃，谦虚谨慎，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具有坚强的党性。他作风民主，从善如流，关心群众疾苦，爱护部属和士兵，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他大公无私，襟怀坦荡，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格要求子女，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和人民公仆的本色，始终保持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他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堪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楷模。 徐向前年表 1901年诞主11月8日（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 1911年至1916年10—15岁10岁开始上学，先在本村读了两年私塾，又在东冶镇读了两年高小，后又在本村上了不满一年的私塾。 1917年至1921年16—20岁在河北阜平一家书店（后为杂货店）当两年学徒后，于1919年春考人太原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两年后毕业，在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当了半年教员。因秉性刚直，被无故辞退。 1922年至1923年21—22岁在五台县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教了两年高小。因坚持向学生灌输救国救民思想，被辞退。 1924年23岁5月初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第一队。第一次上课时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9月随黄埔军校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11月底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被留在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第三队，先后担任副排长、排长。 1925年24岁2月至6月随黄埔入伍生第一营参加东征陈炯明的作战。夏被派到河南国民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继任旅司令部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 1926年25岁11月到武汉，在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 1927年26岁3月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26日奉命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少校队长。5月17日率学生队与叛军夏斗寅、杨森的部队作战。6月调出武汉分校，另行分配工作。后被派往张发奎的部队，任司令部参谋。7月底随张发奎的部队到九江。“八一”南昌起义后，连夜转回武汉，又乘船到上海找党组织。8月在上海通过李楚白找到党中央。9月被党中央派往广州做工人工作，准备起义。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12月16日起义部队在花县整编为红四师，任十团党代表。向海陆丰开进途中，升任师参谋长。 1928年27岁1月元旦随红四师到达海丰。6月中旬升任红四师师长。 1929年28岁1月根据东江特委决定，和党代表刘校阁各带一部分人员，分头撤出海陆丰，抵九龙后，看到了中共“六大”文件。3月在秘密“交通” 安排下，由九龙到上海。6月11日受中央派遣到鄂东北，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7月指挥红三十一师粉碎敌“罗（霖）李（克邦）会剿”。8月下旬指挥红三十一师与红三十二师，共同粉碎敌“鄂豫会剿”。10月中旬指挥红三十一师与红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共同粉碎敌“徐（源泉）夏（斗寅）会剿”。 11月20日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鄂豫边特委委员。与戴克敏、曹学楷提出《军事问题决议案》。12月下旬当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0年29岁2月25日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边特委，为特委委员，郭述申为特委书记。4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 1931年30岁1月中旬根据党中央指示，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参谋长。1月下旬参与指挥磨角楼围攻战。2月上旬参与指挥新集围攻战。此战首次采用坑道爆破。3月上旬参与指挥双桥镇战役，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5000余人。5月12日张国焘传达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十三师师长。7月中旬任红四军军长。政治委员曾中生。8月1日率红四军攻克英山。8月20日与曾中生、刘士奇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红四军的情况和行动方向，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的错误方针。9月下旬率红四军回到白雀园。对张国焘借口“肃反”，肆意逮捕师长许继慎、周维炯等很有意见。不久，爱人程训宣被捕（1929年结婚，1932年被无辜杀害）。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七里坪成立，任总指挥，政治委员陈昌浩。随后指挥黄安战役，历时43天，解放黄安。11月25日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2年31岁1月指挥商（城）潢（川）战役，攻克商城。3月至5月指挥苏家埠战役，歼敌3万余人，活捉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6月指挥潢（川）光（山）战役。7月初在夏店中央分局讨论红军行动方针的会上，力主休整待敌，反对张国焘“不停顿地进攻”的意见。10月10日参加鄂豫皖分局黄柴贩紧急会议。10月12日夜，率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月底，分局向中央作了报告。11月上旬与张国焘、陈昌浩联名致电党中央，报告未能粉碎敌人“围剿”、被迫脱离苏区的原因。12月25日率部迸抵四川通江。 1933年32岁2月至5月指挥红军粉碎川敌的“三路围攻”。6月底主持召开木门军事会议。7月部队整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8月12日至月底指挥仪（陇）南（部）战役。9月22日至10月初指挥营（山）渠（县）战役。10月17日指挥宣（汉）达（县）战役。11月下旬与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方针，分为东西两线，抗击敌“六路围攻”。担任主要作战方向的东线总指挥。 1934年33岁2月10日至15日指挥马鞍山反击战。10月1日在万源前线主持召开方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针。会后，指挥著名的万源保卫战。11月出席毛裕镇方面军政工会议，作军事工作报告。11月主持召开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提出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使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计划。经会议讨论通过。 1935年34岁1月22日指挥广（元）昭（化）战役。2月3日指挥陕南战役。3月上、中旬制定强渡嘉陵江战役计划。28日夜，下达渡江命令；4月21日，战役胜利结束。6月12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代表红四方面军致信中央，对中央红军表示热烈欢迎。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开会，28日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接着，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7月6日率部经黑水、芦花北进，迂回松潘。7月中旬在维谷河畔会见彭德怀。在芦花，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被授予一枚中华苏维埃五星金质奖章。7月20日中央对军队组织系统作了调整，任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兼）。7月21日出席中央政治局芦花会议。8月初于毛儿盖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参与制定夏洮战役计划。8月20日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8月29日至31日指挥包座战斗，打开北上通道。9月初分别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9月8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南下。当即同陈昌浩研究，立即报告中央。晚，在三军团开会，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促其北上。9月9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令其率左路军北上。晚上24时，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南下。9月9日晚上，毛泽东到徐向前往处征询意见，徐向前表示，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如能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一道北上更好。9月10日晨，在中共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的严峻时刻，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做出重大贡献。10月5日出席了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的高级乾部会议。会后明确表示，反对另立中央。10月8日指挥部队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20日结束。10月24日指挥部队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 1936年35岁1月下旬出席任家坝会议，讨论中央发来的“十二月决议要点。”会上，制定《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准备北上。3月15日率部进占道孚、炉霍、甘孜。部队整编为5个军。仍任方面军总指挥。6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7月27日党中央批准，二、四方面军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徐向前任委员。8月西北局制定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9月22日出席漳县会议。10月9日率部抵达会宁，三大红军主力会师。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10月25日至30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率九军、三十军、五军西渡黄河。11月6日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11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令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任总指挥。10日，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副主席。12月7日任中央军委委员。 1937年36岁3月14日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离开部队与陈昌浩返陕北。4月30日晚，到达镇原援西军指挥部。5月下旬由镇原到西安。6月中旬由西安乘飞机抵延安。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就出师抗日问题，联名通电蒋介石。8月22日至25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一二九师副师长。9月上旬随周恩来到太原等地，与阎锡山谈判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问题。11月7日参与指挥广阳、沾尚店、户封地区对日军的伏击战。12月22日至26日参与指挥粉碎日军“六路围攻”的作战。 1938年37岁3月30日指挥响堂铺战斗。4月中旬参与指挥粉碎敌“九路围攻”的作战。4月26日率“路东纵队”到冀南。5月21日在《群众》杂志上发表《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提出在平原地区建立“人山”坚持游击战争的思想。6月在威县会见抗日民主人士范筑先。7月下旬在南宫县会见美国驻华武官伊万斯。福代斯。卡尔逊。11月9日任北方局山东分局委员。 1939年38岁6月2日离开冀南同朱瑞去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8月9日任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40年39岁2月22日在山东全省宪政促进成立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3月16日指挥孙祖战斗。6月6日至12月27日为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山东到延安。 1941年40岁7月写出《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一文。10月发起成立延安黄埔同学会，当选为主席。 1942年41岁5月13日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9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联防司令部和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为联防司令部，仍任副司令员。10月出席西北局高于会议。 1943年42岁3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任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6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了《要正确认识党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原四方面军乾部的决定〉》的文章。8月担任抗大总学习委员会书记，领导整风学习。 1944年43岁6月中旬批准颁发《抗大总校第八期标准教育计划》。7月下旬患肋膜炎，住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 1945年44岁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6年45岁11月按照中共中央转移伤病员的决定，疏散至绥德。向中央请求到太行前线工作。 1947年46岁6月13日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9月组织指挥八纵队，第二次攻打运城。10月出席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11月部署第三次攻打运城。 1948年47岁3月7日发起指挥临汾战役。5月17日指挥部队攻克临汾。同日就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6月19日发起指挥晋中战役，7月20日，战役胜利结束。7月28日任太原前线前敌委员会书记，率部进攻太原。8月19日当选华北人民政府委员。9月抵河北平山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49年48岁1月1日兼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随营学校校长和政委。3月1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3月17日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总前委书记。4月24日攻克太原城。任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5月18日因病呈请中央准免兼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6月到青岛治病。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总参谋长。 1950年49岁6月抵北京，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 1951年50岁5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团长，率代表团赴苏联谈判。11月率代表团回国。抵满洲里后，因病住进长春空军医院。 1952年至1953年51—52岁因患病，先后在北京、武汉、杭州等地医治疗养。 1954年53岁2月6日至10日出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6月19日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定，任军委委员。12月12日出席军委扩大会议。 1955年54岁9月23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9月主管空军和国土防空军的工作。10月4日至11日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1956年55岁8月22日参加中共七届七中全会。9月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1月10日至15日参加中共八届二中全会。 1957年56岁6月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1958年57岁5月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11月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9年58岁4月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8月参加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本月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10月14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刘伯承、徐向前分工管理战略问题研究，分任战略问题研究组正、副组长。 1960年59岁2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7月至8月参加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9月12日至10月20日参加军委扩大会议。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1年60岁1月出席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春到无锡视察部队。6月至7月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962年61岁10月至11月多次听取战略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并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问题作了重要指示。12月参加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各军区汇报，总结1962年工作，部署1963年工作。 1963年62岁2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城市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6月至9月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等分别接见参加各总部、各军兵种专业会议和共青团代表等各种会议的全体人员。9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964年63岁任军委战略委员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分管民兵工作。8月任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10月24日第四十九次军委常委会通过决议：同意徐向前关于整顿民兵工作的意见。 1965年64岁1月参加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被任命力国防委员会副主席。5月31日在军委作战会议上作关于民兵工作的发言。7月15日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讲话。11月到浙江视察民兵工作。12月到广东视察民兵工作。本月参加中央上海会议，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1966年65岁6月2日与贺龙、聂荣臻陪同周总理接见我出国作战的高炮部队代表。8月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11月13、29日两次参加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师生。 1967年66岁1月12日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上，江青一伙突然袭击，批判肖华。20日会上，他和叶剑英为肖华问题发火，即所谓“大闹京西宾馆”。1月24日闯林彪住处，商拟稳定军队九条意见，请叶剑英、聂荣臻讨论通过。晚，送到钓鱼台，由中央文革讨论通过，改为七条。l月28日七条意见改为八条。陪林彪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处，毛主席签署八条命令。2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同陈伯达为刘志坚问题发生争执。11日，又和叶剑英等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展开激烈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3月29日全军文革由肖华主持，只任挂名组长。4月2日至6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错误批判。4月16、17日两次被抄家。7月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武汉“七。二○”事件的“黑后7月19日再次被抄家。7月30日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9月给毛主席写报告，请求免除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 1968年67岁3月24日参加人民大会堂关于“杨、余、傅事件”大会，被安排在群众席上。10月13日至31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被错误批判。 1969年68岁1月3日毛泽东主席对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1月30日至10月18日被指定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4月参加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0月20日被林彪的“一号命令”“疏散”到河南开封。 1970年69岁8月18日至9月6日到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971年70岁4月8日从开封回到北京。接着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1972年71岁5月5日至28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东北三省访问。7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济南、青岛访问。 1973年72岁3月参加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5月15日至21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身份，出访斯里兰卡。7月7日至14日率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1974年73岁9月至11月多次参加接见外宾的活动。先后会见了瑞典共产党中央党校代表团，陪同朱德等会见并设宴招待南斯拉夫议会代表团，参加接待来访的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出席罗马尼亚建军30周年、阿尔及利亚国庆20周年、阿尔巴尼亚国庆30周年招待会等。 1975年74岁1月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5月至6月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976年75岁1月15日参加周恩来追悼会。7月11日参加朱德追悼会。9月19日参加毛泽东追悼会。10月24日出席首都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大会。 1977年76岁2月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8月参加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8年77岁2月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1月被任命为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12月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78岁2月17日至3月5日参与决策和指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4月5日至27日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6月18日至7月1日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7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建军52周年招待会。9月25日至28日参加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9月30日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在《红旗》杂志发表《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一文。 1980年79岁3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讨论军队编制体制和压缩军队定额等问题。4月5日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上讲话。5月17日参加刘少奇追悼会。7月31日主持建军53周年招待会。8月30日至9月10日参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会议期间提出辞呈，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不久，又辞去国防部长职务。12月16日至25日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81年80岁5月18日至29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乾历史问题的决议》稿。6月27日至29日参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7月1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纪念大会。 1982年81岁8月6日出席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9月1日至12日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11月26日出席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1983年82岁6月18日接见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解放军代表。6月22日参加中央领导人接见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10月出席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 1984年83岁4月30日下午，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出席“五一”军民联欢5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黄埔军校校友茶话会。6月16日下午，出席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当选为会长。7月27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一文。本月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上册）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中、下两册分别于1985年10月、1987年7月出版。8月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的《思想战线》杂志第八期发表《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加速我军建设》一文，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一些省、市报纸于1日转载。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典礼。10月20日出席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1月8日83岁寿辰，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祝贺。 1985年84岁5月30日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并政治局各常委，提出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6月11日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9月16日出席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9月18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86年85岁9月在《红旗》杂志发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文章《红军不怕远征难》。10月16日参加刘伯承追悼会。10月29日参加叶剑英追悼会。12月31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到住处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中央人事问题。 1987年86岁2月17日致信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编辑室，对《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一书翻译出版表示祝贺。4月22日参加投票（流动票箱），选举西城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月29日接见总参通信部军委一号台部分人员。6月15日接见全军优秀班长代表。7月31日参加接见全军英模代表。8月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传记片《徐向前》发行放映。11月1日出席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12月29日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率军委副秘书长及三总部主要领导人到住地看望，祝贺新年。 1988年87岁2月2日辞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职务，改任名誉会长。2月8日在黄埔军校同学会春节联欢茶话会上致书面贺词。3月1日为中央电视台建台30周年题词：“电视节目要为十亿人民服务。”3月10日为柳荫军民共建五周年题词：“团结互助，兴利除弊——庆祝柳荫共建五周年”。3月31日为新创刊的《黄埔》杂志题词：“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统一尽力”。4月11日会见出席全国人大第七次会议的山西省代表团。4月25日为共青团十二大题词：“继承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锋队——祝贺共青团十二大召开”。5月9日会见山西省五台县领导同志。5月31日会见北京黄城根小学部分师生。6月2日和李先念一起会见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领导小组成员。7月29日为装甲兵工程学院题写校训：“以校为家的主人翁精神，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坚持不懈的实于精神”；题写校风：“信念求实献身”。7月31日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0月12日为太原解放40周年题词：“庆祝太原解放四十周年”。11月18日复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中共党史上有关问题提出意见。11月15日为《陈再道回忆录》作序。 1989年88岁2月17日致信中央常委，对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3月30日李先念看望徐帅，商谈有关问题。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派人前往北京医院悼念。4月25日晚，根据中办通知，派秘书参加中央直属机关领导乾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动乱问题的意见。指出，动乱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5月21日晚，中国科技大学7名学生到徐帅住地，请求徐帅关注局势的发展，徐帅发表关于局势的意见，中央电视台连夜广播。5月22日李先念、丁关根来谈，转达邓小平关于对局势和中央人事问题的意见。5月27日将柳荫军民共建领导小组给解放军的慰问信批转戒严指挥部。6月13日发表致戒严部队全体官兵的信，称赞戒严部队全体官兵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党的领导，捍卫了人民共和国，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6月19日至21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向前作书面发言，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重要决策。6月23、24日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会上印发徐向前在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书面发言。6月27日李瑞环看望徐帅。6月29日接见中央电视台《血沃中原》剧组。7月5日江泽民看望徐帅，亲切交谈。7月5日将北京卫戍区关于柳荫街在政治动乱中表现的调查报告批转总政治部。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发出通报，号召全国、全军向柳荫军民共建工作学习。7月14日彭真看望徐帅。7月22日接见西城区委、区政府领导。9月5日寄语《中国青年》：“让青年在斗争中百炼成钢”。9月8日李先念来谈军委领导班子调整问题。9月15日致信江泽民，谈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修改意见。10月6日为空军成立40周年题词：“发扬优良传统，建设现代化的人民空军”。10月30日至1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1月6日至9日中央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会前看了五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讨论稿后，致信李鹏并江泽民，对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12月21日至23日《徐向前传》书稿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1990年89岁1月5日王震副主席看望徐帅，就东欧形势问题交换意见。1月20日同聂荣臻发表春节谈话，向海内外黄埔师生致节日问候，阐述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期望两岸黄埔师生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月26日江泽民、李鹏、姚依林、宋平、丁关根、杨白冰、温家宝看望徐帅，祝贺春节。军委刘华清、洪学智、秦基伟、迟浩田、赵南起看望徐帅，祝贺春节。1月28日应海军政治部请求题：“向雷锋式的好乾部刘德全同志学习。”3月7日寄语上海《儿童时代》：“从小树立远大理想”。3月9日至12日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5月4日为炮兵成立四十周年题词：“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炮兵建设”。为测绘局成立四十周年题词：“为发展军事测绘建功立业”。5月8日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办公室在首都宾馆召开红四方面军战史出版座谈会，致信表示祝贺。5月10日会见台湾黄埔校友邓文仪等，寄望“两岸黄埔师生携起手来，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6月27日病重住301医院。6月29日李先念到医院看望徐帅，徐帅谈了遗言三条。8月8日江泽民到医院看望徐帅，徐帅表示坚决拥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9月21日因病去世。 十大元帅之九 聂荣臻 （1899-1992） 聂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1899年12月29日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场附近的石院子，7岁入私塾接受启蒙，四年后正式进学堂读书。1917年夏天，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当时，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堪称四川第一流，聂荣臻十分珍惜在这里的学习机会，他在自己课桌的右下角庄重地刻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名句作为座右铭。他每天一丝不苟，发愤求索，学习成绩优秀，成为同班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作文有时被抄录张贴，让其他同学观摩阅读。 聂荣臻广读博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进步杂志《新青年》中吸取政治营养，渐渐地，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一个公认的诚挚少年逐渐转变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加入进步学生的行列，常对同窗好友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每遇国家民族大事，聂荣臻总是感慨陈词，忧国忧民思想溢于言表，常书于文卷之上，教师曾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聂荣臻不仅勤奋好学，且见义勇为，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逢善不欺，逢恶不惧，遇同学有纠纷，总是善于排解，遇恃强凌弱者，则打抱不平，挺身相助。平时，他注意节俭，经常布衣草履，从不浪费挥霍，但对同学朋友，则慷慨赠予，毫不吝啬。 五四运动时期，聂荣臻因参加家乡学生爱国斗争，遭到反动军警当局的抓捕。为了避开眼前的危险，学习西洋先进的科学，心怀“实业救国”大志的聂荣臻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积极投身旅法学生运动。1922年，聂荣臻转赴比利时就读于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刘伯坚一起负责过旅比利时支部工作，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10月，聂荣臻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起回国。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过了五年多时间。五年里，聂荣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实业救国论”者转变为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革命论者，并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在黄埔期间，聂荣臻坚决主张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中山舰事件”以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但他仍利用各种机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向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为北伐作准备。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聂荣臻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聂荣臻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 1927年7月中旬，聂荣臻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他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战斗失败后，他转赴香港。同年12月，他潜回广州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聂荣臻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从而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其间，在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他看到了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缺点，指出：“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显示了他在军事方面的远见卓识。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自从顾顺章叛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像聂荣臻这样与顾顺章共过事的我党骨乾人物，已不便继续留在上海。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正需要聂荣臻这样的军事人才。1931年12月，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聂荣臻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同年4月，聂荣臻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聂荣臻在指挥战斗中表现出的沉稳和勇敢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同时，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领导才能，使聂荣臻由衷地钦佩。聂荣臻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和策略思想，对其以后领导一个大的战略区增益很大。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聂荣臻与林彪率红1军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的前卫任务。他率部先后突破国民党第一、二道封锁线，并在危急形势下，力排众议，率部抢占九峰山，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从而保障了中央纵队左翼的安全。 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为了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费尽心机，调遣湖南、广东、广西的军阀部队，进行周密布置，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是，反动军阀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唯利是图使湘江防线曾出现过“裂痕”。然而，由于博古等人缺乏军事常识，没有抓住有利战机，使红军在湘江畔陷入被动。为了掩护中央纵队顺利过江，聂荣臻、林彪率部在湘江之滨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拼杀，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 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红1军团受命打头阵，聂荣臻和林彪冒着敌人的火力，指挥军队架起浮桥，使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了乌江，到达遵义，从而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中央红军的阴谋。 1935年1月，聂荣臻出席了中共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他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与刘伯承一起建议红军北渡长江向四川发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 遵义会议后，聂荣臻在毛泽东指挥下，与林彪率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重兵的围追堵截。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1师、乾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2师飞夺泸定桥的战斗。6月中旬，他率红1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8月下旬，聂荣臻率红1师、红军大学等部为先遣队，历经艰辛，越过大草地，9月上旬到达俄界，接应了中央及红3军等部队。9月中旬，他与左权指挥红4团攻占天险腊子口，并乘胜占领哈达铺，再次为红军打开了北上通道。在哈达铺，聂荣臻偶然从国民党《山西日报》上获悉陕北有一个根据地，并把这一天大的喜讯急告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挺进陕北。10月，聂荣臻与林彪率先遣队进入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从此结束了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11月下旬，在毛泽东指挥下，聂荣臻与林彪率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直罗镇这一仗的胜利，体现了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国民党军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军到陕北后，为了配合“一二九”运动，同时也为了解决陕北红军的供给问题，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反蒋不抗日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聂荣臻、林彪与红1军团的战友们投入到了东渡黄河的战斗中。东征75天，聂荣臻、林彪和兄弟部队合作，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大量枪炮，不仅使陕北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还筹款30余万，扩充新兵8000余人，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林彪共同指挥所部进行了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 日军占领太原后，战局发生极大变化。为避免第115师等部及八路军总部被敌隔断，1937年11月，聂荣臻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他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先后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到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七十二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团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毛泽东赞誉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并号召八路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学习。 1939年秋，日军兵分十二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聂荣臻周密部署，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指挥八路军在雁宿崖同日军进行激战，歼敌第2混成旅团1500余人，并在黄土岭围攻战中击毙日“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被消灭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此举震惊了日军，也震动了全中国。毛泽东致电聂荣臻，要他嘉奖有功人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全国抗战热情更加高涨。 1940年春，聂荣臻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作战，并在同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线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使日军的交通枢纽陷于瘫痪。 1941年秋，日军调动其华北占领军的一半兵力，对晋察冀机关所在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聂荣臻指挥主力相机转至外线打击敌人，进行钳制作战，并率领党政机关在有限兵力掩护下，灵活机动地周旋于深山峡谷之中，巧妙地从敌人薄弱点安全转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聂荣臻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逐步挫败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3年1月15日，聂荣臻出席了在阜平温塘召开的边区首界参议会。他和宋劭文等一起接见了边区代表，并向代表们汇报了晋察冀五年来的情况。这次参议会，是晋察冀边区史上民主建政的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边区的民主建设越来越完备。 1943年8月，聂荣臻奉命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党的“七大”。他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初步汇报了在晋察冀六年的各方面工作，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经历了会议中和会议前后党内广泛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聂荣臻与萧克、刘澜涛致电晋察冀分局，命令全区部队立即向平津等大城市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抵抗，应进攻歼敌。并命令冀热辽军区抽调几个主力团由李运昌率领向辽宁进军，尽早与苏联红军会师。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至此获得了最后胜利。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晋察冀分局改称晋察冀中央局。随后，聂荣臻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聂荣臻回到晋察冀，遵照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先后组织冀东、冀中军区十一个主力团和大批乾部进军东北。同时，面对晋察冀的态势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聂荣臻还采取了几项步骤：第一，10月2日在张家口召开乾部会议，统一思想。第二，在军队部署上，因接收和占领大城市已不可能，聂荣臻遂将力量转向解放中小城镇。8至10月份，晋察冀军区部队先后解放60多座中小城镇，歼灭伪军3万多人。第三，遵照中共中央9月21日关于编组野战军、以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批示，集中整编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聂荣臻把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两个纵队，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并对一野和二野的作战任务作了部署。同时，聂荣臻还花大力气加强武器装备，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消除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取得了很大成效。 1945年10月，聂荣臻与贺龙为贯彻中央军委“收复绥远”的指示，共同指挥晋察冀野战军3.3万人、晋绥军区2万人反击傅作义部队的进犯，两个月歼敌1.2万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在随后的两年里，为了支援东北战略区作战，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先后把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冀东地区划归东北，这对东北解放区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为钳制华北敌人使其不能出关增援东北，1947年4月，聂荣臻指挥正太战役，集中优势兵力，以大踏步进退的行动，击敌薄弱环节，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铁路沿线七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同年11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后，聂荣臻又组织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全歼守城敌军2.4万余人，此役被朱德誉为“夺取大城市之范例”。 1948年，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他组成第2兵团楔入热西、冀东地区，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敌人的联系。随后在平汉路北段发动进攻，吸引敌华北主力。然后又西进绥远，进攻平绥路两侧，解放了绥远、冀北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并肩作战。聂荣臻分析局势，认为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第35军已被歼灭，如果天津再被拿下，傅作义后退无路，有可能会被逼到和平的道路上去。北平这座历史名城若能完好无损地被接管过来，于国于民都有利。于是，他给西柏坡总部发电报，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亲笔签署了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天津解放后，聂荣臻与林彪等一起同傅作义成功地进行了和平谈判。1949年1月31日，北平守军全部撤离市区，进至我军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随即进入北平，对国民党军政机关进行接管和维护社会秩序，北平遂宣告和平解放，聂荣臻的建议终于成为现实。“北平方式”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艺术杰作，是革命的信念、智慧、勇敢和力量的结晶，它谱写了解放战争新诗篇。毛泽东对北平和平解放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平解放，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古迹。这样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都会拥护。”，中国革命转入了向全国进军的新阶段，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治军建国的新节奏中，聂荣臻处在一生中最繁忙、最紧张的时期。 北平解放后，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随后又兼任北平市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迅速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剿灭土匪，完成和平改编傅作义20万起义部队的任务，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条件。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聂荣臻和叶剑英组织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他们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检阅了部队。随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与了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6月，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10月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后代理总参谋长。10月下旬军委会议决定，聂荣臻协助中央和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陆军单一军种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建军道路。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聂荣臻就军事机关及学校等问题给毛泽东写报告：继续加强海、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总参谋部应增设通讯、军训、军校部；总后勤部应设立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筹建总乾部管理部；加强航空、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军医大学等院校建设；筹建炮兵、工兵学校；筹建陆军大学（即军事学院），使之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培训中心，培养高级军事乾部。这些建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批准，并被陆续组织实施。 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聂荣臻还狠抓了军队的编制、装备和文化、扫盲工作，使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编制上杂乱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部队战士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达到了高小以上水平，有些达到中学或更高的程度，为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间，聂荣臻还主持了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工作，压缩兵员定额，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向地方输送了大批骨乾，为三十三年后的百万大裁军起了借鉴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聂荣臻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兵、轮换等工作，日夜忙碌，有时几天睡不了觉。1952年秋，聂荣臻终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被送进医院。病情稍好，他就急着出院工作。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毛泽东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养治疗。 1954年，聂荣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的装备工作。1955年，聂荣臻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以后，佩戴元帅军衔的聂荣臻壮心不已，日日夜夜操劳在祖国的科学技术战线上。 50年代中期，聂荣臻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具体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负责人，1956年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他以战略家的雄才大略，首先抓制定科技方针与科技规划工作，亲自参与领导国内外700多位专家制定了长达600多万字的十二年规划纲要（草案），对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安排，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正确的方向，明确了近期和长远的目标，以及具体的实际的步骤。他还签发了新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 与此同时，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提出方案，建议研制少量的导弹、核武器，掌握必要的自卫手段，以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核讹诈；使常规武器配套，不断加强陆、海、空军的现代化装备。该方案在中央军委立即获通过。不久，聂荣臻受命领导研制“两弹”任务。第二年，他又受命领导研制人造卫星工作。他积极组建导弹研究院和核武器、飞机、舰船、电子设备、人造卫星以及其他兵器的研究机构、试验基地和国防科技高等院校。同时，他还采取“将全国的科技力量相对集中、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战略措施，使科技战线获得一次次突破性成就。 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聂荣臻先后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写报告，明确提出“两弹一星”必须坚持“攻关”，并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为辅”的方针。这一远见卓识的方针，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和支持，并得以实施。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在1964年6月，我国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对地导弹，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又连续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氢弹，并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东方红》乐曲响彻全球。在组织实施许多重大科技项目过程中，聂荣臻多次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凝聚了聂荣臻的大量心血，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戎马一生的聂荣臻元帅也没有能够幸免受到冲击，“炮轰聂荣臻”、批判“华北山头主义”、“二月逆流”等等莫须有的帽子把聂荣臻压得难以抬头。然而，接近70高龄的聂荣臻髫发厉志，白首不衰，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并依旧眷恋祖国的科技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仍然心系党，心系国家大事，并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为彻底粉碎“四人帮”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7年8月，聂荣臻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重新投身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之中。1978年8月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1979年他提出，武器装备现代化要依靠自力更生、大力协同的思想，同时主张精简整编，走精兵强国之路。 1987年，聂荣臻因病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在病重期间，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建设，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期望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完全统一。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参与缔造新中国的最后一颗帅星陨落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聂荣臻说出了自己的遗愿： “我已经93岁了，入党70年，从没脱离过党的岗位，为党奋斗终生。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正确，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分正确。我很想多看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衷心地希望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地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衷心地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更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 十大元帅之十 叶剑英 （1897－1986） 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少年时在丙村三堡学堂和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0年夏，叶剑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随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随即奔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他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乾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他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3月，调任三军团参谋长。7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9月中旬，叶剑英任由一、三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乾。1937年至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乾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1940年3月，他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1943年6、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剑英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6、7月间，叶剑英受党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我军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污蔑，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945年夏，叶剑英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他率领我方同志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发展了党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至9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乾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绝。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1949年底至1953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50年2月，叶剑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5月1日，我军解放海南岛。从1950年春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1954年10月，叶剑英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1月，组织并主持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1956年6月，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发展了我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了一支科研乾部队伍，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常委。1960年，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相结合，以总结我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指导规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参与领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起来，取得显著成果。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乾部，他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片。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乾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乾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的岛屿。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乾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乾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1976年，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庆祝建军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我军五十年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5日，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要求军队的同志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先后会见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代表团、军队领导人以及知名人士，增进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拔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979年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二十二个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重要谈话对祖国统一大业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他还经常会见回国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鼓励大家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多作贡献。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2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将满的时候，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选他当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他的要求，热情地赞扬了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他在晚年，还多次与王震等老战友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关心和支持一线同志的工作。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一批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BT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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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lonjohn_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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